摘要：人类文明的发展即将进入到人与机器“共生”的时代，机器的地位也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被提高，人机关系现已充满诸多“不确定性”。“赛博人”的出现突破了实体论的身体观，传播主体已不再是纯粹的生物体，人机关系的边界逐渐模糊；媒介技术的具身性特点呈现出赛博人具身化的优势，即“人体的延伸”。在激活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转、提高了人类对风险挑战的应对能力的同时，科技发展对技术的过度加持也造成了人类从行动到思维的各个方面的异化。随着后人类时代的到来，倡导“科技向善”，是正确处理人机关系正向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人类与科技共生的基本准则。

关键词：人机关系；赛博人；技术异化；具身化；科技向善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涉及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论题。在这种关系中，人类一直处于绝对性的支配地位，机器也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人。而随着当下科技的加速发展，未来社会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其他技术的迭代更新，机器将会受到各种技术的加持而被赋予更大的能力，从而成为人类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产物。同时，机器的形态、结构和属性等的不断改变也将促使人类与机器的边界属性被打破，人与机器的关系也将因此发生重大变革。新型的“人机关系”一方面或许会有助于人类文明进一步的繁荣与发展，增强人类文明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会让人类社会陷入到被机器威胁的风险之中，致使人类文明偏离其原有轨道。基于此，人机关系带来的变化在当今社会呈现出了何种表现？这将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而人类又该如何应对？本文通过剖析人机关系转型变革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期对未来人类与机器文明的发展提供进一步思考。
 
一、“赛博人”：人机边界模糊的现实表征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哈拉纬提出“赛博格”的理念。赛博格（Cyborg），是“Cybernetic”（控制论）与“Organism”（有机体） 的结合词，“赛博格”是音译，主要指向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之间的界限模糊的概念，即后现代社会的一种人与机器之间边界模糊的状态。在这一概念基础上，我国学者孙玮将这部分被模糊的身体称为“赛博人”，意欲体现赛博格思想的承接性，以及当前技术与人融合所塑造出的新型的传播主体。至此，孙玮指出传播主体已经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换成了被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1]
手机，作为20世纪以来的新产物，随着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逐步成为人机边界模糊的最佳范例。当下生活中，无论是从人际交往的层面还是从个体获取外界信息的层面来看，手机都扮演着多种属性的功能：当需要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时，人们可以用手动拨通对方电话号码或者直接呼叫语音助手（Siri、小艺、小爱同学等）的方式完成电话的拨打、信息的发送等功能；当想要了解国内外不同地区的新闻讯息等其他信息时，手机自带的“百度一下”“谷歌”“360浏览器”等众多搜索引擎也极大地提升了人类获取资讯的能力，一部手机足以纵览天下。同时，各类手机应用软件也会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的功能准确地描绘“用户肖像”，进而根据用户不同的爱好、需求和特点向其进行内容推荐。作为科技产物的手机，既能够“翱翔”于世界之中，为人类搜集、传达任何信息，也能够丝毫不离开人体，或者说已经融入到人体内部，只不过是以一种体外化的形式完成了其具身性的功能。即传播主体已经不再是单纯以肉体为基础的生物人，被“嵌入”机器的赛博人成为当今社会新型的传播主体，人与机器间的边界正在逐渐模糊。
 
二、具身化与异化：赛博人的二重性
（一）“人体的延伸”：赛博人的具身化
麦克卢汉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一概念，他认为媒介在人体的听觉、嗅觉、视觉上都体现出了人类器官的延伸。而随着人机关系的强化，赛博人的“具身化”特点也有效作用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各领域之中，进一步拓展了“人体延伸”的功能。
首先，在社会生产结构中，信息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新型产业的兴起以及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依附于互联网产业的新生职业群体，如“快递员”“网约司机”“网销人员”等相继出现，他们的工作方式皆与“互联网平台”相关联。因此，附着在手机上的各种功能性的APP，如美团、饿了么、京东等平台皆成为该行业人员赖以生存的媒介产物。通过互联网的连接，他们从相应的平台软件上获取任务信息，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模式完成每日工作。与传统社会的生产模式相比较，他们从互联网平台获得了更多的“需求信息”，从而能够更直接有效地满足用户的需求，信息获取的即时性使得工作的效率显著提升。同样，对于该行业的消费者而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门即上车”“送货上门”的生活便利性、幸福感也因技术的“延伸性”有所增强。需求与生产的共同提高，加速了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2]
其次，现代社会中人类应对风险与挑战的能力也因媒介技术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得以大幅增强。当下，疫情的突发与蔓延让全世界都陷入到了风险社会的巨大威胁中。“禁足”是各国历朝历代阻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方式，在传统社会抵御病毒的历程中彰显出了重大作用。但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经济模式中，“禁足”已经不是唯一的最佳选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打破“禁足”才能保障经济系统的运转的，进而维持人类的正常生活。因此，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媒介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社会管理层面，政府通过广播电视、手机新闻资讯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公布病毒感染者的数量以及所在地区的信息，使得居民能够实时接收到病毒的相关信息，避免再次误入风险地区而遭受感染。同时，这些病毒感染者的有关数据也正是由庞大的信息数据系统完成的计算、汇总与传播。对于个人来说，手机上的“健康码”成为当下中国居民生活的通行证。而绿码背后的运行机制也是由大数据和算法逻辑共同完成的。“绿色”象征人体的健康，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健康运转秩序的恢复。
互联网、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手机等新型电子媒介的出现更是促进了人的赛博格化。由此观之，赛博人的具身性完美地呈现了“人体的延伸”这一理论。然而，随着技术的触角无限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其蕴藏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也在当今社会显露无遗。
（二）行动与思维：被技术异化的“赛博人”
“劳动异化”是马克思曾提出过的著名概念。他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下，劳动成为了资本用以逐利、压榨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手段。劳动者的自身关系只能通过他对他者的关系来体现，由此表现为人同劳动产品、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劳动不再属于人的本质。在当下中国国内，网约车司机、外卖人员、网络主播等新兴“网络职业群体”也均出现被异化的劳动。在技术逻辑与算法逻辑的驱使下，这类群体的劳动行为完全被技术平台所监控，一旦其进入工作模式就完全被平台所操控，以致于通过牺牲自己的生理需求时间或节省其他时间来保证工作时长，例如：缩短正常睡眠时间、加速就餐时间、抑制上厕所的生理欲望等。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异化的程度由于技术的赋能也再不断加深。
在继承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的概念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矛头直指技术，强调技术造成的人类价值的失落。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通过启用理性解放了被宗教迷信、封建制度束缚的人类思想，用知识取代了幻想，人类对于理性的发掘与主宰实现了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世界也得以祛魅。但在工具理性和人类欲望的极端膨胀下，本来可以解放人的理性工具却成为了奴役、压迫和统治人的工具理性。人们在工具化的影响下失去了对于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物化，也导致了人的思维方式片面化和行为模式单一化，进而失去了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在网络时代，虚拟空间对用户姓名、身份、地位、权力等一定程度上的遮蔽使得个体可以在公共领域畅所欲言。人的主体性全面崛起的同时也造成了网络空间中诸如“熊孩子”“网络暴力”“色情主播”等各种乱象的产生，各种不良信息也因网络技术的普及而无限放大。无论是对个体还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层面而言都产生了恶劣影响。
进一步而言，居伊·德波曾在对西方社会进行深刻洞察时提出了“景观社会”的概念。他指出，人类日常生活中充满着被广告所宣传的产品“意象”。人们根据这些多姿多彩意象来进行消费，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也不再是基于生存需求目的来进行的消费，却是变成了“意象”“符号”的消费，人类对于消费的观念已经逐渐从使用价值异化为符号价值。这是一个被“意象统治一切”的社会。当下，意象的存在形态也不再仅仅是附着于街边小巷的实体广告牌或是宣传海报，而是通过手机推送、视频广告等虚拟形态植入到了各类应用程序中，全方位地敦促人们进行消费，产生了诸如“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等网络社会症状，而人们逐渐也在此消费恶循环模式中丧失对于消费实用性、功能性等的思考。
 
三、“科技向善”：后人类时代的自我救赎
进入人与机器的界限已逐渐模糊的“赛博时代”，在面临人类的行动与思维均已出现被异化的困境中，如何正确处理人与机器的关系已然成为当下重要的论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曾对技术的极端使用进行过强烈批判，把问题最终矛头归咎于“技术”，但同时却也忽略了其背后深藏的人性问题。技术的本质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或欲望、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创造的物。因此其造成的负面效应理应归咎于技术的使用者——人类本身，而非简单谴责技术。
针对当前人与科技不和谐关系造成的技术滥用与人的异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在此期间，一场以“科技向善”为主要宗旨和倡议的研究、对话和运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各国政府、企业界、学术界、媒体等均进行广泛关注和参与，我国也在积极地践行科技向善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要求的实践。
“科技向善”的提出缘起于西方投资领域。科技向善就是人向善，即拥有社会责任、道德礼法的人去驾驭技术，通过技术创造社会的善。可以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极端场景中，网络虚拟空间已然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而由于当下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信息的把关已不再由大众媒体所掌握，再加之网络的即时性特征共同使得“谣言”的诞生轻而易举、此起彼伏，对整个网络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力。无论是运用“数字辟谣”从信息源头阻断谣言的扩散，还是运用“健康码”保障人类社会活动的通行，积极倡导科技向善的腾讯公司在疫情期间做出的巨大贡献真正地践行了对于“善”的实践；同样也有快手对网络用户的流量普惠、B站对社区的再造，还有运用科技对自闭症的干预等等。在未来，人的赛博格化会变得更为名副其实，这意味着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也将会与日俱增，倡导科技向善、人向善，才是人类文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人-机”文明时代终将来临，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将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当代中国媒体平台必须实践科技向善，通过科技思维解决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肩负起重塑网络社会环境、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重任。同时，科技公司也应当将社会对善的诉求落实到科技实践中，倡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平衡。“在科学与技术创新犹如浩瀚星辰般复杂多样的环境中，回归人的社会性初心，或许是社会与技术让科技向善的同归之途。”
 
参考文献：
[1]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J].新闻记者,2018(5).
[2]张涵.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评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