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南戏的早期作品，《张协状元》比被称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早面世将近一个世纪，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时间跨度，但它们的内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是关于负心汉和苦情女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但是，在相似的故事框架之下，两位处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作者却塑造了两位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一位是《张协状元》中的贫女，另一位是《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本文着重分析这两位女性命运、性格以及最终团圆结局的异同，探究产生异同的客观与主观原因，从而揭示宋元两代的社会状况和女性命运。
关键词：《张协状元》；《琵琶记》；贫女；赵五娘；女性角色异同
 
一、贫女与赵五娘人物命运的异同
从人物命运这一维度来说，贫女和赵五娘都是“负心戏”的女主人公，都是男子发迹后负心背叛的对象。对贫女和赵五娘而言，丈夫的抛弃无疑是一件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这是因为在封建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她们不得不依附于男子，她们的命运是与男子紧紧牵系在一起的。
但是，贫女与赵五娘的弃妇形象还存在着细微的差异。贫女是被丈夫张协主动、决然地抛弃的，张协对贫女没有丝毫的留恋和同情，将抛弃贫女看作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赵五娘的丈夫蔡伯喈是在牛丞相及皇帝的权威压迫以及文人自身的软弱性的集体作用下才将其抛弃的，是一种被动的无奈之举，也就是说，赵五娘弃妇形象的形成与其丈夫的原始意愿背道而驰。由此可见，贫女成为弃妇更多是由于张协自身的虚伪以及时代条件为张协弃妻提供的便利，而赵五娘成为弃妇则大部分是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文人的软弱性。从这个角度看来，贫女真心相待的丈夫从未真正爱过她，赵五娘却不同，她虽也被抛弃，但丈夫蔡伯喈确然爱过她并且始终心系她。因此，贫女的命运实际上比赵五娘更为悲惨，这是二者人物命运的不同所在。
 
二、贫女与赵五娘人物性格的异同
无论是贫女还是赵五娘，她们都是封建社会受苦受难的普通妇女的典型，她们勤劳善良、朴实刚强，于艰难困苦中勇敢挑起生活的重担无条件支持丈夫的梦想。但她们的形象并不仅仅是这样单一的，她们都是复杂性格的结合体，但这一复杂性的具体表现并不相同。
对于贫女来说，其性格中的矛盾性体现在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和对封建观念的服从上。而对于赵五娘来说，她的性格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她有着鲜明的民间妇女性格；但另一方面，在这一现实性的基础上，她的形象又被高明有意识地拔高了，折射出了理想的光芒，这是由于这一形象是基于高明自身的道德观念塑造出来的，因此她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封建说教性质。
赵五娘和贫女都是在封建思想长期浸泡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她们脑中的贞洁观、孝道妇道等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使得她们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因此她们的身上都带有传统女性的典型特征——奴性。但同时，贫女对封建伦理有一定的反抗和冲破，是人物性格双重性的体现，而赵五娘则更偏向于在这种伦理道德的压制下完成人格的单向度发展，这是二者性格的不同所在。
 

三、贫女与赵五娘“团圆结局”的异同

《张协状元》和《琵琶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代表，二者的团圆结局满足了中下层观众的心理需求。二者的团圆结局中都含有一定的悲剧性，但形成原因并不相同，其悲剧性的具体内涵也有所差别。
（一）贫女的“团圆结局”具有偶然性，而赵五娘的“团圆结局”具有必然性
从张协拒绝王德用的招婿导致其独女羞愤而死，到王德用追随张协后在五鸡山与贫女相遇并收为义女，再到最后阴差阳错之下张协同意娶王德用之女（即义女贫女），这些事件一环扣一环，将贫女与张协的人生再次重叠起来，使得贫女在“一女不嫁二夫”的时代背景下重新与张协结合，成就《张协状元》的大团圆结局。但这些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更像是偶然碰撞在一起的，并且缺一不可，一旦哪个环节有所缺漏，贫女与张协的人生就无法再次产生交集。因此，贫女的“团圆结局”是由偶然性筑成的。
不同于此，赵五娘的“团圆结局”归功于社会伦理道德对牛小姐与蔡伯喈的教化作用，是必然形成的：牛小姐从小生长在女德的熏陶教育下，不妒不嫉、顺从夫婿，因此她能够欣然接受赵五娘的存在；蔡伯喈长期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规约，本性良善，即便被强招为婿，他仍然挂念双亲与赵五娘。因此，面对前来寻夫的赵五娘，他不可能坐视不管。在牛小姐和蔡伯喈的双重作用下，赵五娘与蔡伯喈重新结合，三人共同生活，成就了《琵琶记》的团圆结局。由此可见，赵五娘“团圆结局”的形成不同于贫女的偶然事件堆叠，这是建立在社会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二）贫女与赵五娘“团圆结局”的悲剧性不同
贫女“团圆结局”的悲剧性在于身不由己，她自始至终都被看作一个工具，可以被任意支配或替换，她的个人感受也从未得到重视，这是其“团圆结局”的悲剧性所在。这种悲剧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那种社会背景下，女性难免会沦为京官拉拢新晋政治势力的工具以及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不同于此，赵五娘“团圆结局”的悲剧性在于她自己所做出的牺牲上。首先，当赵五娘找到蔡伯喈时，自己的青春与美貌已然不复存在，并已经为蔡伯喈奉献出自己的精力、吃苦大半生；再者，不同于贫女与张协一对一的结合，赵五娘苦苦追寻的“团圆”实际上是依附于蔡伯喈和牛小姐组成的新家庭的，在这个新家庭中，即便她与牛小姐不分妻妾，但牛小姐身份地位远胜过赵五娘，这使得赵五娘从最初的原配地位落入一个被动尴尬的境地，这是赵五娘为了与蔡伯喈团圆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这一悲剧性更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一女不嫁二男”的封建伦理对赵五娘的驯化，她始终需要依附于男人，且必须忠贞不移。因此，她做不到离开蔡伯喈，而依附的代价就是要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
由此可见，贫女和赵五娘的“团圆结局”虽然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但在这“团圆”的背后，却夹杂着二人不同程度的辛酸与苦楚。
 
四、产生异同的原因
（一）历史文化背景
《张协状元》创作于宋代，皇权高度集中，在二元对立的政治结构之下，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一方面，儒家的入世精神在宋代文人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士的责任在于忠君事国；另一方面，宋代推行恩荫制度，这为文人入仕提供了捷径，仕途是否畅达成为文人命运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文人的身上形成了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优越感，地位的飙升致使文人始终占据着情感主动权。面对个人情爱与理想抱负之间的矛盾，文人普遍更倾向于后者，于是他们将情感的背叛看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且，在文官政治受到推崇的背景之下，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了政治的中坚力量，相应地也就成为了各大政治势力竞相拉拢的对象，新科状元炙手可热。在这种条件下，张协被丞相招为女婿，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代前期并不注重开科取仕，主要采取世袭、恩荫与推举的方式来选用官僚，中后期恢复开办科举之后，所选人才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文人依靠科举入仕实现抱负的希望化为泡影，他们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产生了“九儒十丐”的说法。在这种环境下，文人已经丧失了能够富贵弃妻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支持度，不敢随意做出始乱终弃的举动。但与此同时，他们又缺乏与权贵抗衡的骨气，不得不接受朝廷权贵的招婿。因此，蔡伯喈在面对牛丞相的招婿时即便心系家中双亲与娇妻，但还是委曲求全，以妥协娶牛小姐为妻告终。除此之外，蒙元入侵致使封建宗法制度断裂，农耕文化被游牧文化所取代，原以儒家思想为追求目标的知识分子群体深感自身价值难以实现，由此产生了迷茫之感，“忠君守节”与“顺乎天命”等问题也在文人身上被尖锐地表现出来。久而久之，文人对自身的命运产生了自怜心理，对忠君建功的渴望成为文人内心所向，反映在《琵琶记》中，便形成了蔡伯喈在蔡父催促下进京赶考的情节。后来也正是因为“忠君”思想对蔡伯喈的羁绊，才使他无法抛下一切回家与双亲、妻子团聚，这间接促成了赵五娘被迫与丈夫分离、痴心等待丈夫归来但未果的弃妇形象。
（二）作者主观因素的介入
《张协状元》的作者是南宋无名氏民间艺人，这一身份使得《张协状元》的创作更加贴近民间百姓的情感诉求。在作品中，贫女立足于自身，始终被围困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挣扎，全文并没有过多地为贫女增添其他道德及社会规约层面的枷锁，可以说，贫女的一切行为都是基于自己的思想及身份背景而产生的，这是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的形象特征。因此，贫女的思想上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真实的试图反抗的微光，虽然微小，但弥足珍贵。也正是为了迎合民间百姓的情感诉求，《张协状元》的作者在作品中用种种偶然因素堆叠出了一个中国人一向喜闻乐见的大团圆式的结局，这是与百姓的审美习惯相吻合的，是作品的俚俗性之所在。
而《琵琶记》的作者是元代的文人高明，他出自书香世家，从小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对儒家思想不遗余力地进行推广。他在《琵琶记》的“副末开场”中明确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宗旨，他认为戏曲创作要有益于社会风尚、有益于封建社会道德教育，创作是为统治者和社会制度服务的，主观目的就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给人们在舞台上树立“孝子贤妇”的榜样，将“有贞有烈”的赵贞女塑造成为封建社会的艺术典型。处于那一时代背景中的文人丢失了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感，倾向于通过女性对文人的肯定、对爱情的忠贞来体现文人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功用。因此，高明在传统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塑造了贞洁女子赵五娘的形象，并用赵五娘的自我牺牲来成全了一个对蔡伯喈来说功成名就、婚姻美满的大团圆结局，这是对失意文人的一种慰藉。
 
五、结语
在婚恋观念开放的今天，《张协状元》与《琵琶记》中反映的负心汉与痴情女的情况已然不多见了，但这两部作品依旧拥有永恒的魅力，这是因为它们在阐述故事内容的同时，揭露出了封建社会伦理既定规范的局限性，也揭示了中国传统女性命运的悲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女性角色的对比研究，探究其异同背后的历史语境，为当下的女性命运研究提供在文学作品中溯源与回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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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心怡（2001-），女，汉族，福建莆田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