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治理的“绍兴样本”及其启示
发布时间:22-06-17 点击次数:171
摘要:将新乡贤这一新兴力量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构乡村道德体系、调和乡村社会矛盾、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选择,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对于费孝通乡土重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然而,乡村社会存在的诸多困境,对构建新乡贤参与村治长效机制造成严峻挑战。绍兴市具有丰富的新乡贤治村经验,其给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有利于为改善新乡贤治村的治理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乡贤;“绍兴样本”;费孝通;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场域,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种阶段性成就,“为党和国家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在乡村三治结合持续推进的过程中,拥有新知识新方法新眼界的新乡贤参与村治以契合乡土社会的内生性需求,为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及更为主动的智力支持。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已就乡土社会出现的乡土有机体遭到破坏、基层行政僵化、经济面临瘫痪等问题提出了乡土重建的积极主张,为推进当前的乡村振兴进程提供科学指南。本文以具有较为丰富的新乡贤治村经验的浙江省绍兴市为考察对象,重思费孝通先生关于双轨政治及构建社会有机体的乡土重建思想,以期基于其提供的重要启示,推进改善新乡贤治村的治理生态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乡贤治村理论范式构建。
一、“新乡贤”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及时代意蕴
费孝通先生基于自身对乡村社会的调研经验,对当时农村社会问题进行探索,并写成了《乡土重建》一书。那么,在费孝通看来,当时的农村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何处?首先,费孝通以“独立小农”[]解释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认为小农经济在当时极易滑入“瘫痪”的泥潭。其次,在村治层面,费孝通认为当时的基层行政已经不能满足当时农村社会的治理需求,自治单位的完整性因此受到直接冲击。此外,在费孝通看来,乡土社会存在的另一个症结为“乡土侵蚀”,也就是社会有机整体的分裂。“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的统一整体”[]而这社会机体不是简单逻辑意义上运动、顺序和时间的相加,而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点向自然界、人类社会辐射的社会关系网络。
那么现今的农村社区又存在着怎样的难题?又与费孝通先生所处的历史时期有何不同?现今又该如何实现乡土重建?如若要对这些问题加以解答,就必须将视线投向目前的乡村治理现状。当前,部分乡村由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迁存在“乡土文化衰落与断层”“自治主体缺位与迷失”“合作治理迟缓与乏力”[]多种不可避免的困境,而新乡贤恰恰是费孝通予以重视的士绅阶层在当前更为复杂的村治体系中的必然性转化。此外,针对农业农村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国家接连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等文件中鼓励包括新乡贤在内的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浙江省在《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也强调要用好当地乡贤资源,认为新乡贤群体能够在实践中搅动乡村治理的“一池春水”。总之,将新乡贤这一乡村内生权威嵌入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中,可以为实现“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乡村善治创造条件,不仅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旨归,同时也是对国家及地方政策宏观层面上的回应。
那么,新乡贤的具体界定是什么?一般来说,新乡贤指的是契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的具备“资财”“道德”“情怀”等优势并能在农村经济社会场域有所贡献的高素质群体[]。从新乡贤的人员构成上看,主要由乡村教师、退休党员干部、返乡带头致富的企业家构成,其来源范围及职业身份构成更为宽泛。绍兴将现代“新乡贤”分为“在家乡贤”“不在家乡贤”和“外来乡贤”三类乡贤,独创性地发展了乡贤的定义;从新乡贤的组织形式上看,目前主要有乡贤理事会、议事会、参事会三种形式,2001年1月上虞成立了中国首家乡贤研究会,标志着乡贤文化研究从分散式向集中式转变;从新乡贤的办公场所看,绍兴多地设立乡贤工作室,是乡贤文化得以传承的展开和体现。总之,新乡贤群体正是在乡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增进“乡村内部互惠”及达成更高水平“共识”[]的重要力量。
二、“绍兴样本”中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
新乡贤回归乡村治理场域实际上是对我国乡村文化予以继承及经济社会发展渐生改变的结果,是一个对乡村社会内生性资源进行再塑造,对当代乡村治理体系进行扬弃的合理过程。绍兴市为充分发挥新乡贤对于乡村振兴的“助推器”作用,在开展新乡贤工作上做到“有数据、有阵地、有活动”,体现了绍兴风格,绍兴力量,绍兴温度,绍兴智慧,打造了富有特色的“天南地北绍兴人”的乡贤品牌。
(一)“新乡贤”引领乡村新时代道德体系重构
乡风文明集中体现了乡村治理的精神风貌。相比于普通农民,新乡贤群体具有更高的学识、能力、道德水平,能够引领农民更为主动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乡村道德建设新需求,从而重构乡村道德价值体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思想阵地。绍兴市上虞区经济探寻乡贤文化与乡村社会秩序、乡风文明的内在关联,梅坞乡贤会曾举办乡贤节系列活动,对于梅坞“好媳妇”“好公婆”进行了表彰,赋予乡村道德水平提升以实践载体。[]又如,绍兴诸暨组织开展“诸暨好人”“最美暨阳人”系列活动,将乡贤治村置于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工作的前提下进行。总之,作为“乡村精英”的新乡贤从政治敏感度、经济带头作用、文化知识水平等方面都要优于普通民众,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夯实“三治融合”的德治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农村社会相对隔绝、分散的状态下应对治理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形式单一、固化的问题。
(二)“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矛盾调和系统的构建
乡村的矛盾纠纷复杂多样,且因村规、民俗、传统观念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费孝通曾经指出:乡土秩序是一种“礼治秩序”[]。新乡贤能够成为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中介,缓解双方的矛盾冲突关系,进而协助自治。另外,新乡贤凭借其非官方的身份也可以“站在超越于纠纷各方的中立立场”[]直接参与百姓之间的矛盾纠纷,探寻“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绍兴地区存在着诸多关于新乡贤调解矛盾的成功范例。例如,绍兴市枫桥镇成立的老杨调解室的调解成功率为98%以上。又如绍兴市柯桥区明确了乡贤进入乡贤娘舅队伍的多重标准。可见,新乡贤不仅是涵养乡村文明的推动者、贡献者,也是化解乡村相互交织的社会矛盾的结构性力量。
(三)“新乡贤”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能力升级
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依靠力量。“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将新乡贤纳入乡村产业发展体系有助于培育新型乡村产业发展主体,优化乡村产业结构,解决产业发展中出现的“生产要素资源城乡配置失衡”“产业化水平低下”“资源投入不足”[]等问题。绍兴市上虞地区深入推动“越商”“越贤”回归工程,建立乡贤联络联谊机制。再如,据《浙江日报》载,绍兴嵊州注重在外乡贤库的补充完善,越来越多的在外乡贤带着“大好高”项目自发回报家乡。[]绍兴市借助乡贤的力量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可归结为两点:第一,建立乡贤数据库,摸排各行各业的乡贤,以乡贤数据库为抓手,将1万多条新乡贤数据收集入库;第二,注重打造乡情联谊阵地网络,将乡贤联谊会作为发挥新乡贤显著优势的途径,推进乡村各类经济主体间的合作。
三、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进路
近些年来,绍兴市有步骤、有分别地实施“乡贤回归工程”,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探寻将治村型乡贤这一新生社会群体嵌入乡村治理体系的可能进路,形成乡贤治村的长效机制,有利于重塑积极型乡村合作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汇聚人才力量。
其一,要打造乡村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体系相贯通的统一体。有学者将国家的统治、管理及治理视作“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乡村治理长效机制存在耦合共生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乡村治理长效机制提供根本方向,乡村治理水平提升会受到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乡村善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发展空间,二者是一个存在着的统一体。新乡贤作为激活公共精神的关键主体,其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要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脉络保持一致,在既定的新乡贤选树标准下进行对于新乡贤队伍结构的多元化建设。目前,为进一步完善乡贤退出准入制度,绍兴市运用“三师三员”回归乡村评价机制精准定位乡贤角色功能,进而为实现乡村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体系融合提供重要引擎。
其二,要实现党对乡贤组织的全面领导,形成新乡贤及其组织与村“两委”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实践过程中,新乡贤组织与村两委之间的张力因治理主体间主观意愿的差异性而产生。所以,要形成以村“两委”为主,新乡贤组织予以辅助的乡村治理体系。一方面要加强党对现有新乡贤的监督,防止新乡贤因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分裂异化为村霸。另一方面要加强新乡贤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协助作用,为正确应对扰乱乡村治理秩序的问题献策,发挥新乡贤的智囊团作用。据《绍兴日报》载,绍兴市丰惠镇以建设乡贤参事社为载体,坚持“党建带动、乡贤助动、内外联动”[]相结合,“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以加强新乡贤与基层党组织的联动作用,推动乡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2-22(001).
[2]费孝通.乡土重建[M].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201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王文彬.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J].社会主义研究,2019(01):118-125.
[5]俞可平.善治与幸福[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02):1-3.
[6]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1):20-29+144-145.
[7]陆益龙.乡土重建:可能抑或怀旧情结[J].学海,2016(03):38-45.
[8]董炯,宋彦佩.梅坞村举办首届乡贤节打好乡贤牌[N].上虞日报,2019-02-18.
[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孙丽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以浙江省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08):225-233.
[11]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徐学庆.新乡贤的特征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J].中州学刊,2021(06):67-71.
[14]朱海兵,苗丽娜,金汉青.嵊州“乡贤回归”助推发展[N].浙江日报,2020-11-30.
[15]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光明日报,2013-11-15(001).
[16]李志清,刘佳.党建带一把,乡贤推一把[N].绍兴日报,2019-12-14.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赵滢佳(2001-),女,汉族,浙江绍兴,本科在读,单位: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2021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项目编号:20211030400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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