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米兰·昆德拉在他创作的前期和中后期，总是以1968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前后非正常状态下的捷克作为他的叙事大背景，借此叙写那些被革命的疾风暴雨掩埋的各个行业的普通个体存在。所以在政治表层叙事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潜在的叙事文本则是生命的个体苦苦确立自我和追寻自我的艰难历程。并且昆德拉艺术地把这一过程进行了镜像化处理，使之标征为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者的参照、互相认同或疏离的认识规定关系。
关键词：镜像化；自我；他者；互相认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在他创作的前期和中后期，总是以1968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前后非正常状态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他的叙事大背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为他的代表作，“布拉格之春”前后的非正常状态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存在。虽然极权政治意识形态的气息笼罩着整部小说，但已经被米兰·昆德拉巧妙地作了淡化处理。其实，细细推敲，不难发现，在小说中，昆德拉在政治表层叙事下，他更关注的基点是被革命的疾风暴雨掩埋的个体存在，所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潜在叙事文本则是生命的个体苦苦确立自我和追寻自我的艰难历程。同时又因为昆德拉把人物形象、故事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语境中来展开，就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和意蕴，进而把四个生命个体对自我的追求上升为当代整个人类存在的境况，这就大大提升了小说的高度。
一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发表于1984年，这是昆德拉流亡法国的第九个年头。或许是法国文化长久的浸染和拉康理念的深远影响，抑或是昆德拉无意为之，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拉康的“镜像”化理论（mirror phase）得到了充分论证。
“镜像”概念是当代西方批评界影响最大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家——法国的雅克·拉康的一种主体理论的核心范畴。他以儿童心理学现象为基点，济之以精神分析学的阐释，使之演化为一种有关于自我意识确立的阐释范式。“镜像”指的是镜子及其映照效应，而“我们可以把照镜子的情景看作是一种隐喻：一方在另一方中发现了自我的同一体。拉康认为自我是在与另外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的。”^①如果可以把镜像过程化，使之标征为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者的参照、互相认同或疏离的认识规定关系，我们可以把其移置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来进行解读。
 “镜子”的意象在《生命在不能承受之轻》多次被运用，演绎着有形和无形的重要角色，而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自我塑造和自我追求就聚合在了“镜子”上。
镜子的有形角色在此文本中是表层叙事。也许首先从该文本中的女性视角来切入是比较恰当的，因为镜子对于绝大多数女性来说意义非凡，同时也是最不可或缺的。也许非常了解女性在镜子前渴望确立自我的唯理性诉求，昆德拉娴熟地运用着镜子的意象，通过女性和镜子之间的张力透显人性的原色。文本中的两个女主人公特丽莎和萨宾娜都喜欢在镜子中发现自己。特丽莎从孩提时代就常常喜欢照镜子，她“力图透过自己的身体来认识自己……不是虚荣心使她走向镜子，而是那种看见了‘我’时的惊奇。”^②萨宾娜则倾向于在镜子前久久凝视自己，并从中看到了未来自我的走向——背叛。这和拉康所谓的“自我概念”的确立非常契合——儿童对镜像的自我欣赏说明了儿童通过镜子发现作为主体的他的自身的存在，自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最初发现自我的瞬间反映了生命个体对某种精神食粮的天然味觉。并且，孩童时期的特丽莎透过镜子里自己的“面部状貌看到了自己灵魂的闪光”。而萨宾娜则通过一次次镜中的自我凝视更加坚定了走上背叛的道路。这样她们就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自我。两个完全不同的自我就确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只是一个想象认识阶段，也就是拉康所谓的个体“镜像”化过程中的第一步——“想象态”。
在镜子的无形维度上，他者则被依托为主体自我的参照系。随着年龄的增长，特丽莎有了更大的一面“镜子”——自己的母亲。母亲年轻时很美丽，但过早成为母亲的生活压力使她日益粗俗鄙陋，“她的行为仅具有唯一的标示：抛弃青春和美丽。”^[3]母亲不知羞耻的言行让特丽莎感到难为情，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母亲常常在众人面前嘲笑和讽刺她的尊严，这使她感到恐惧。她常常凝视镜子，不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与母亲诸多的相似点。这时特丽莎的母亲被置换成了特丽莎所担心的将来自我的镜像化的表意符号。在自我与他者的参照中，并且为了实现幼儿时期的“想象态”自我，自我与参照物的互相疏离的认识过程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特丽莎产生了逃离母亲的欲望，不仅逃离母亲，还要逃离这污秽粗野的一切。疏离一个参照物，必定会有一个认同的目标。粗俗与高雅相对，于是，书、音乐、上流社会成了特丽莎对世界另一个的想象，这是她所渴望的世界。当超凡出众、拥有上流身份、专心致志看书的托马斯出现在她面前时，特丽莎便意识到自我归属的来临。托马斯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她的象征性的自我。这也就是拉康所说的“镜像”化理论的第二步——“象征性秩序”。昆德拉从不同角度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和特丽莎不同的是，萨宾娜则从更多的人和事中发现了现实中存在的媚俗态——“掩盖世界的丑陋并为世界戴上漂亮的面具，就是所有迎合和取悦大多数人，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4]她就一次次否定，在否定的过程中，既为了实现已经确立的自我，又为了与他者的疏离，萨宾娜选择了一次又一次的逃离和迁徙，也就是背叛。背叛成了萨宾娜象征性的自我。
文中另外两位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一样，也在为自己特设目标的道路上孜孜独行。虽然个体的目标不同，但每个人物都被另外一束光照射，并都走向同一个旨归——寻找最好的自己。昆德拉在处理这四位主人公的叙事策略上运用消解的艺术：他消解了生命个体的生活小背景，也没有纯粹的因果。“小说家伊凡·克里玛的话语切中了要害，克里玛说，在昆德拉是世界里，没有纯粹的因果。人处于一个他并不理解的秩序的中心。”^[5]这样从而获得了一种普遍性。
二
昆德拉把拉康的“镜像”理论运用得得心应手，但拉康的“镜像”理论虽然充分阐释了“自我”确立的概念，却没有指出自我在与另外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可能会历经无数次的重新再认识，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人在清晰认识到想要的自我时却得不到的悲哀。经历过许多磨难的昆德拉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比拉康走得更远，也更深刻，他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互相认同的道路上走得异常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昆德拉通过他的小说超越了作为理论家的拉康。
“人在认识别人时，容易犯这样一种错误：在了解到对方的部分特点后，就把对方归入某一类人之中，然后把自己脑子里有关这类人的‘型样’加到对方身上，认为对方也有‘型样’所具有的种种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来展开跟对方的互动。”^[6]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类化，类化的后果是，所想了解的人并不是真实的这个人，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一个人。这种类化现象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比比皆是，四位主人公都不同程度承受着自己认识上的偏差带给他们的痛苦。当特丽莎满怀憧憬去投奔那个被她置换成象征性的自我——托马斯时，托马斯实际上已被类化为一种她人生的归依与价值向度。而托马斯呢，刚一开始，他只把特丽莎当成他“性友谊”中的一个伙伴，所以，面对特丽莎的投奔，他被动接受了，但在不知不觉中，他恐惧地发现自己已经丢不下特丽莎了。他们之间的互相认同程序开启了。在此过程中，托马斯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确实给了特丽莎部分的认同感，并且依此实现了部分自我。但接踵而来的困难在于托马斯是一个不愿被婚姻束缚的人，并且为了逃避婚姻，他创立了“性友谊”的理念。即使他给了特丽莎婚姻，但他还是与许多女人保持暧昧的关系。这对于苦苦寻求高雅自我的特丽莎来说，企图打破托马斯固有的性理念和性行为是何等的困难！这种处境就规定了特丽莎在追求自我的情感层面上的宿命：失败！特丽莎虽然还想企图改造托马斯，但她在无意识中已承认失败。昆德拉很有艺术地使用了梦的象征：她经常梦到了自己的死亡，而开枪打死她的人就是托马斯。如果再套用拉康的理论：“无意识是语言的一种特殊作用，是语言对欲望加以组织的结果……梦具有某种文字形式的结构，它同时再现了符号成分的语音用途和象征用途。”^[7]显然，梦中的死亡象征了现实中的失败。昆德拉很智慧地营造了拉康和弗洛伊德的结合点——梦就是人物认识自我的的另一镜像化过程。特丽莎越来越感觉到托马斯的陌生，托马斯也愈来愈感觉到来自特丽莎有形无形的束缚。互相疏离的意识在他们之间暗暗涌动。昆德拉就利用人物之间互相认同和互相疏离的反反复复的交叉张力，来彰显个体追寻自我的痛苦挣扎和无奈。
如果说特丽莎孜孜追求自我的努力遭到失败的境况让我们感到几许伤感几许无奈的话，那么小说中另外一个主人公弗兰茨的遭际则让我们感到几许悲壮。他是一位大学教授，生活优越却波澜不兴。情人萨宾娜给他提供了不一样的生活向往，萨宾娜来自一个充满战争的国度，每次萨宾娜谈起“监狱”、“迫害”、“敌方坦克”这类词，他就油然生出一种羡慕加向往的复杂好奇感。而支援柬埔寨的伟大进军则给弗兰茨提供了一个能够更加靠近萨宾娜的平台，同时他也把这次进军看作是抖落过去，实现新的自我的途径，这暗示了弗兰茨想确证我性的自觉和骄傲。但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伟大进军的光荣居然会与进军者的喜剧性虚荣打等号，更为荒谬和可笑的是，他在向伟大进军的征途中却被几个歹徒打死，这和他自己原来想象的崇高性追求形成了强烈反讽。弗兰茨认真寻找的是一个具体的目标，但随着目标的空洞化，寻找的视点又摆回自身，互相认同的终点就是互相疏离，这似乎是人类永远解不开的悖论。就像有人评价的一样：“昆德拉表现的则是另一个社会的荒诞：在生活的秋千上，人们怀着某种虚幻的愿望，极力想荡到命运的高处，可最终还是荡回了原来的位置。”^[8]昆德拉用多重颠覆的叙事策略和夸张的笔触似乎向读者叙述了一件荒诞又可笑的弗兰茨事件。但在历经过狂热和高压的昆德拉看来，其实，无所谓荒诞和可笑，因为，荒诞和可笑却恰恰是现代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并把这一事件推向了后兼容的普世性。
通过自己笔下人物从“镜像”化过程中的“想象态”走向“象征性秩序”认同的痛苦过程，昆德拉在痛苦中把痛苦客观化了。
三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不仅特丽莎在确立自我和追求自我的征途中遭遇失败，小说中的四位主人公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萨宾娜喜欢背叛，但在一次次的背叛之后收获的却是空虚；托马斯追求自由，但又放不下特丽莎，只好和她结婚，选择束缚；弗兰茨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向伟大进军的征途中却渺小的死去。昆德拉用他笔下四个不同生活背景、不同知识层面的小人物的命运似乎在暗示：想象中的自我与追求的自我永远都不可能交汇，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只能在不归中寻绎着自我归属。文中四位主人公的遭际同时也正印证了卡夫卡所说的：“目标已有，道路却无”的现代人自我的不幸存在。其实，昆德拉的作品一直都在延续着卡夫卡“自我不幸存在”的主题，在他早年的戏剧《钥匙的主人们》就已涉及到了这个主题。随着阅历的丰盈，这个主题就愈发深厚，因为作为文学家，无法回避对人生的细致的捉摸和深刻的领悟后产生的无奈与窘迫。
昆德拉延续的这个主题似乎有些悲观，就像某些人认为的“昆德拉对于世界的悲观态度与基督教的人类沉沦观是一致的……终极意义的悬空与现实世界的荒诞”。^[9]可是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之，就会发现昆德拉的小说与卡夫卡小说永远充斥的灰暗不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涌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文中的主人公们始终坚持人的提高和上升。四位主人公为了寻找自我终其一生所做的努力奋斗正是整个人类存在的现状的一种镜像，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大大提升了小说的高度和哲理性。同时，辨证地来看，昆德拉自己也非常明白，那些对自我的美丽追求都是来自集体无意识的诱惑，是一种永恒的社会需求，这又更增添了小说的悲壮感。
应该说，写到这里，昆德拉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但他似乎不甘心，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中，昆德拉用美丽而哀伤的语言谱写了一曲优美的田园诗，他理想化地把特丽莎和托马斯安排在了一个田园里，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洒落昆德拉整个心间的似乎是他对理想世界的幻象。这严重脱离了现实，削弱了小说的悲壮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败笔。
 
参考文献：
[1] [7]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3]（法）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M].洪涛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4] [5]高兴.米兰·昆德拉传[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
[6]江光荣.心理咨询与治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8] [9]李凤亮，李艳.对话的灵光——昆德拉研究[C].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段正芝（1977—），女，山东济宁人，高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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